何训友在电话里说：“我是何训友。”

      现代技术使你无法辨别是长途电话还是市内电话。我问：“你在哪里呀？”

      “我在成都。”声音清晰得就像在隔壁。“我要到上海来了，参加亚洲音乐节作品评选。
我的歌大概可以得第一名。”我能感觉出他的得意洋洋，能想象出对着电话的那张脸如何神采飞扬，虽然经过十多年时光的过滤，面部细节已经有些模糊。

      我很想和他见面，有些兴奋。

      很多年前，在成指宣传队，我写歌词，他作曲，一对儿。那是我创作生涯的开端，那时正青春年少志比天高精力旺盛加夜班不打盹儿，那时候的朋友，自然一辈子不会忘记。

      现在我不写诗了，也不写歌词了，不知道现在那些写词的和作曲的是不是还捉对儿较劲，你找我的茬儿我挑你的刺。写词儿的最倒霉，因为谁都学过语文，谁都有一肚皮的名词动词形容词，谁都能凑上那么几句，好坏不论。于是，对于歌词，似乎都有发言权。领导审查节目，对词总要发表点意见：这句不够形象，那句缺乏概括力，等等。作曲就好多了，七个音符左右腾挪上下变幻，既具体又抽象，对于外行，很有点神秘感。你最多说它不好听，不好听是个很模糊的概念。什么叫做不好听？对口味就好听不对口味就不好听，半生不熟的歌就好听完全不熟的歌就不好听，有许多狡辩的余地。作曲者就有相当大的自由度，作曲者和作词者就不大平等。他对你的词可以吹毛求疵，你对他的曲只能笼而统之，真真气死人。后来，我们几个写词的终于找到一个“致命的武器”——听完他的曲，先作沉思状，然后说：这个曲子，呃，好像在哪里听到过。他立刻急了，连忙问：“哪里听到过？哪首歌？”我们就哼哼哈哈：“呃……这个……”倒不一定唬他，常常真是依稀有个印象，似乎有点熟悉。于是就一起想，把当时流行的歌一个一个哼过去。即使找不到母体，他也不敢那么自信地断然否定。自然，他不会故意抄袭，但谁能保证自己所喜爱的旋律不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呢！

      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，创作态度是够认真的，只是生不逢时。那是个写标语口号，唱语录歌的时代，你能指望出什么杰作和精品呢！

      那时候我的身份有点特殊。我住在宣传队，编制却不在宣传队。我就很自由自在，不必像在连队当排长那样去“联系群众”，愿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。宣传队的演员多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，接触较多的自然是年龄接近的编创人员。编创人员中就我俩单身，当然就更加接近一些。对于何训友的婚姻，我一直有点云里雾里。当时他还没有结婚，恋史看来却已经很有点年头了。女方似乎是干部子女，在他当工人的时候，好像有恩于他，又好像是她在拼命追他。追他是有可能的。他有才，小方脸也挺有精神。但谈到这些的时候，他总是夹缠了儿时的回忆，间杂着“文革”时期川东既骇人听闻又荒唐可笑的见闻，于是就令我怀疑其中有创作的成分，他的真实经历便隐入了闹剧的背后。我常常问他为什么还不结婚，他每每语焉不详，嘻皮笑脸地含糊过去。我并无探究隐私之好，便让它留作一个谜。我们依旧做着好朋友，一起欣赏他费力弄来的当时很难见到的萨拉萨蒂的提琴曲唱片，一起议论当时有关文艺的热门话题。我们都还不到30岁，已经从事专业创作，有时间有精力，真可以大干一场，偏偏碰上那个时代，偏偏要受命去写一些实在无法引起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的东西，难免又一起发发牢骚骂骂娘，弄得似乎都改行去当了政治家。

      后来，我们先后离开了部队。我常常留心何训友的名字。我有些失望，我觉得他的歌应该唱红中国的，却没有。听说他写歌词了，听说他写广播剧了，听说他写电视剧了……唉，这个人，别像熊瞎子掰玉米，掰一个扔一个！

      也难怪，他实在太聪明，太多才多艺，于是就有了太多的诱惑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迷上了画画，临摹了不少世界名画，偷偷拿给我看（有些是女性人体素描，只能偷偷地），画得真像。临摹再逼真，充其量是高明的工匠，他的美术才华，表现在人像漫画上。他替宣传队每位演创人员都画了像，寥寥几笔，你便能叫出姓名来。这是抓住了特征，再加以夸张。

      这种才能，于创作极宝贵。和他一起聊天，常常笑痛肚子。他描摹一件事情，总是绘声绘色，每每能抓住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很有意思的细节，加以渲染，在你如临其境的同时，不由得生出一些幽默感来。所以我相信他可以写小说，当然也应该可以写剧本。所以，对于他，便有些惋惜。

      但对于他，用惋惜这个词，实在还太早。他还年轻，他还处于人的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，流逝的岁月统统可以作为他的创作准备期，谁知道哪一天，他会突然向你展示出一片辉煌呢！

      果然，他得意洋洋到上海来了。他作词他弟弟谱曲的《天壤赋》在亚洲音乐节中国作品选拔赛上爆响。“第一名大概不会有问题”，他告诉我。我也相信，因为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的报道中，唯一点明“获评委好评”的歌便是《天壤赋》，唯一用赞扬欣赏的口吻提到的词曲作者就是“何训田何训友兄弟”，可见是大出风头无疑。

      正式决赛是8月9日至11日。我8日出差去郑州，无法观看电视实况。他不无遗憾，告诉我，6日晚上电台要先播一遍录音，让我注意听。真不巧，那天我碰到点事情，把他那档事忘记了。真有点该死！于他，别的事统统可以忘记，这件事绝对不能忘。我在电话里真心诚意向他检讨。好在他是胜利者，胜利者总是宽容的。我说，你把你的词念给我听听，我写篇文章，将功补过。于是他念，我记：

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
都是太阳的辉煌
最后的离去和最初的降临一样
都是温馨的时光
捧出每一个希望
把蔚蓝轻轻放在你的手上
打开每一片风景
把葱茏永远留在你的心上
让风染绿了年华
洒给大地
让云托起了缤纷
交给穹苍

      写得不错，很有诗意，很有咀嚼回味的余地。但是，作为流行歌曲，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欣赏吗？我没把握。

      几天后和朋友闲聊，不知怎么聊到亚洲音乐节。我颇为自豪地说：“一等奖的作词者是我好朋友。”

      朋友说：“哦，浙江的，是吗？”

      “不，”我说，“四川的。”

      “一等奖好像是浙江的。”那朋友挺肯定。

      “那么……二等奖呢？”我吃不准了。

      “二等奖也不是四川的。”

      我赶紧打电话，给另外一位当年宣传队的战友。战友在电话里说：“是呀，何训友得了个三等奖，他气死了。”

      我能想象出来，他会骂娘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戏剧性变化。赛前的评委好评，并不是何训友编造出来的，有报载为证。那是评委开会讨论的情况。正式比赛是当场亮分，并不是无记名投票，按说不该大起大落，但还是大起大落了。可见世界上的事情，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而且常常变得叫你目瞪口呆，小事如此，大事亦如此。

      何训友走了。我去郑州以前就在电话里和他告别过，那时他还兴高采烈。等他看到我这篇文章时，懊丧，大概已经过去了吧。我想是不必太懊丧的。表面的东西毕竟是外在的，重要的是自身真正的实力。会有一天，他又神采飞扬地站在我面前，又让我高兴地吃一惊。我相信。

      写这篇文章时，收到他的来信。他说：“可能是吹过了头，尾巴也未夹到最后，招来了不幸。正式比赛那天，记者们都与我们预约好了，拍照，谈感想。开启信封时台上演员都自觉地腾开了道路。什么叫戏剧性，大概这就是了。”真精彩！

      以上文章是十多年前写的。后来的何训友没有离奇的故事，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他和他弟弟合作的《阿姐鼓》风靡世界，早就远远超过了《天壤赋》所错过的风光，证实了“是金子就要发光”这句老俗的俗话还是真理。后来又有《黄孩子》，又有《雅鲁藏布大峡谷》，得奖对于他已经不是需要特别在意的事情了。